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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间谍维克多·谢阁兰1914年悄悄来到雅安测绘海军军用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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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1-7 09:47:1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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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维克多·谢阁兰出生于法国西部布列塔尼地区海滨小城布雷斯特。作为一名法国海军的医生,他曾在中国度过了整个生命的“六分之一”,担任过袁世凯之子袁克定的私人医生。谢阁兰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其旅居在中国期间酝酿或完成的,这包括一系列“中国主题”的作品,字里行间都浸透着中国文化的养分,显示出他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1908年,30岁的谢阁兰因为大熊猫开始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冒险兴趣。当时,他还是个年轻的作家。凭借与作家于斯曼以及古尔蒙的关系,谢阁兰开始频频在文学杂志《法兰西信使》上发表文章。当时,他刚刚在《法兰西信使》上发表了《远古人》,对现代文明给波利尼西亚土著文化带来的侵蚀与破坏深感忧虑。


 楼主| 发表于 2019-1-7 09:48:26 | 显示全部楼层
1908年5月,谢阁兰来到巴黎东方语言学校学习中文。同时,他还在法兰西学院听大汉学家爱德华·沙畹的课。一直以来,他都梦想着能够继承并发扬沙畹在考古学界的事业。谢阁兰开始学习中文的初衷之一是写一本带有异域风情的散文集。他既不赞同皮埃尔·洛蒂或克洛德·法雷尔那种浮夸的游记式写法,也不希望像克洛代尔那样“带着象征主义的全新视觉”去看中国。他要去探索另外的世界,那个离他极远的未知的世界,他将这个世界称为“他者”。“不是洛蒂,不是圣波尔,不是克洛代尔⋯⋯他们寻求与新鲜世界及人群的碰撞,他们叙述碰撞时的所见所感。可是这个新世界对他们的看法,他们何曾有过揭示。”

1909年3月,谢阁兰以海军见习译员的身份接受了远赴中国的任命。新结识的朋友奥古斯都·吉尔贝·德·瓦赞对谢阁兰首次中国之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瓦赞资助了生活并不宽裕的谢阁兰,并随他一起到中国腹地探险旅行。


在其旅行日记《砖与瓦》中,谢阁兰写道:“路旁道边,旅途中随处可见石碑。碑文的内容,我以后会知道的,他们或是纪念碑、或是墓碑、或是为了某个‘好官’祈福的碑。当然,他们每个都是那么美,四四方方,一目了然,高高地耸立在石雕龟趺上,碑首装饰着两条腾转盘旋的螭,在两兽的中间往往还有一个圆孔穿透石碑,凝望着遥远碧蓝的天空,这无疑是最纯粹、最完美、最经典的中国样式;而石刻‘汉字’则是最美的象征手法和纪念方式⋯⋯”

这样行走了半个月,他们翻过了很多山口,有的山口海拔直达1500米,最后他们到了五台山。他们穿越了五台山区,登上了海拔几近2700米的山口,来到了山西平原。那千变万化的黄土景致震撼着谢阁兰的视觉。

在旅行日记中,谢阁兰写道:“一个黄土砌成的风景。真的全是土,全是黄,然而富于微妙的变化,早晨是玫瑰黄,西射阳光下则是鲑鱼黄,近午时发灰,傍晚又掺上点儿绛紫,到夜里却比黑更黑——因为连分散的星光也射不进来。”

西安让谢阁兰感到很懂不起,但是“碑林”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那里收藏的中国碑石最为古老,入藏碑石数量也最多。谢阁兰肆无忌惮地把将碑文拓印了下来。他们经过兰州和岷县,翻越了海拔超过3000米、暴风雪施虐的山口,陡峭的栈道和浅滩也没能阻止他们穿过原始而迷人的黑水峡谷。从南坪到平芜的途中,他们乘小帆船在涨潮的涪江当中顺急流而下。他们在成都停留了十来天,随后乘船沿岷江而下,后经长江到达重庆。途中,他们还游览了峨眉山。他们此后的行程始终都是乘坐小帆船,直到宜昌,他们乘轮船返回上海。到达上海后,谢阁兰并没有直接返回北京,他和好友瓦赞从上海去了日本,然后去香港和从法国来的妻儿会合。直到1910年3月,谢阁兰才回到北京。

此次中国之行耗时5个半月,整个旅程中,谢阁兰勤奋笔耕,酝酿并完成了大量作品,其中包括游记散文《砖与瓦》。

回到北京后,谢阁兰有幸得到摄政王载沣的招待,全家住在内城一个传统的中式宅院,离使馆洋界很远。他的书房也在那儿,他给它起名为“瓷室”。谢阁兰在那里完成了小说《天子》,随后又在1910年末开始了诗集《碑》的创作。


1912年2月12日,年轻的溥仪皇帝宣布退位,孙中山和袁世凯结束了南北对立。南京议会选举袁世凯(谢阁兰对他给予了厚望)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10月,谢阁兰担任袁世凯之子袁克定的私人医生,后者不慎从马上跌落,无法行动。谢阁兰借此机会接近袁世凯,希望争取一个与中国艺术相关的职位,他希望“在大学创立汉学研究所(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史或中国艺术通史)”,并且“为今后成立艺术博物馆打下基础”。10月12日,谢阁兰将妻儿留在天津,只身来到河南彰德府袁世凯公馆。但最终他的设想并未得到袁世凯的关注,次年3月,谢阁兰重返天津皇家医学院。尽管如此,谢阁兰还是向法国驻华使馆提议,在北京创立中国艺术图书馆和博物馆。

1913年7月5日,谢阁兰经西伯利亚铁路只身回到法国。他在巴黎见到了吉尔贝·德·瓦赞,后者已经准备好资助他们第二次中国之行,他们的朋友海军军官让·拉尔蒂格也将加入此次旅行。


谢阁兰的中国文物博物馆计划得到了塞纳尔、考尔迭、沙畹、伯希和等著名汉学家的支持。同时,他为将在中国进行的考古活动筹备设备和资金,这不仅得到了上述汉学家的大力支持,也得到了法兰西文学院的资助,使得这次考察活动带上了很浓的官方色彩。 “大对角线”.1914年考古旅行


谢阁兰为这次考古旅行准备了两个多月:他找来了河南、陕西和四川的古代地方志,招募仆从,购进照相器材、马匹等。此次考古旅行的目的是:根据史书和方志上的记载,在陕、川两省考察汉代和唐代的陵墓、建筑石刻,连带测绘长江上游从丽江到巴塘的水系图,以继续1909年至1910年波利亚克(Charles de Polignac)考古队海军中校阿德马耳(Audemard)的研究。包括测绘中国军用地图

考察团于1914年2月1日从北京出发,乘火车南下河南洛阳,再从那里经黄河河谷西折入陕,考察西安附近已被研究并定位,但尚未被发掘的皇陵,然后一行人经过汉中,进入四川。谢阁兰听从了法国汉学家的建议,将四川选做此次考察的重点。考古活动结束后,考察团将对长江上游进行水利勘测(用于海军军用地图)。但在8月份,由于战争,考古活动被迫中断了,一行人赶往越南河内乘船返回法国。

这支考古队沿着黄河河谷向西,途经灵宝和潼关,再按1909年的旅行路线沿渭水一路到了西安。“我就这样投入了中国的怀抱,就好像游泳运动员纵身跳入一池浑水。我只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拼命地游,活下去⋯⋯这一路骑了七八个小时的马,再花上二三个小时在史书上查资料,然后还要在洗相‘笼子’里呆上一两个小时⋯⋯因为我们要陆续将底片洗出来。”谢阁兰在整个旅途中,做了详细的旅行日记,后来整理收集在其游记散文《路条》里。

在到达西安府前,他们根据古文中的记载,找到了位于“骊山中”的秦始皇陵。中国古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没有明确指出陵冢的位置。谢阁兰也只找到了一句描写陵冢外貌的诗文,源自清代诗人袁枚的“上象三山”。谢阁兰苦苦寻找,始终无果。最后他们来到距离西安12公里、临近临潼温泉的一个村子,而就在他们想要放弃的时候,一个老农为他们指出了陵冢的位置。

以游记散文集《路条》为掩护,谢阁兰这样写道:“2月16日。临潼县。天空虽然是灰色的,却是阳光灿烂,激动人心的一天⋯⋯考察无果。没有碑,那些农民也无法提供有用的信息⋯⋯天色暗了下来,我们终于决定跟随一位自愿带路的农夫,沿着弯曲惨白的小路爬上西南边的小山,壮美的骊山就在我们眼前⋯⋯我们很可能就这么去临潼了,去泡我们向往已久的温泉⋯⋯走出黄土山口的那一刻,那座人造‘丘陵’便映入眼帘,呈现出完美的覆斗形。那绝不仅仅是座人工堆砌的土山,而是中国第一座真正的雄伟的黄土建筑(在骊山青紫的暮色下呈现出灰黄色)⋯⋯那坚实的地基、内敛对称的边缘、线条完美的张力以及波浪般优雅的叠加让人只能想到一个与之媲美的名字——胡夫,吉萨大金字塔的建造者。当我走向这座雄伟的建筑时,我的心情正如当年我走向开罗近郊那三座大金字塔时一样。”






他拍的高颐阙石辟邪两张。石辟邪当时散落在玉米地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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