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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间四川边吏张韬之“文化休克”———以《天全六番稿》》


收稿日期:2019-01-14[作者]柳森(1980-),黑龙江七台河人,博士,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研究员,

西炉战役之《天全六番稿》开篇之《入峡诗》 (2019-08-13 15:52:35)
一、“六番止仗一书生”的豪迈心情“文化休克”第一阶段即“蜜月期”,指当人们初次进入异文化环境时所产生的文化新鲜感,使其心理处于兴奋与和乐观阶段。新的环境氛围与文化因素,不仅能消除此前人们对本位文化的审美疲劳,而且可以满足人们对异文化的好奇心与获得感。


《天全六番稿》 开篇之 《入峡诗》 一卷,即集中展现了张韬离开了已生活四十八年的江南水乡,而在入川之初所抱有的“六番止仗一书生”的兴奋之情与豪迈之感。

清康熙三十八年 (1699年),康熙准备开打西炉,张韬由浙江乌程县训导升任四川天全六番招讨司经历,掌出纳文移。相当于内设机构局长

由此开始了近9年的边吏生涯。在经由三峡入川途中,张韬立即沉浸在文化新鲜感之中。例如,张韬对异文化中的自然景观颇为赞赏,其在《入峡诗》 中写道:“石洞幽奇不可探,多应虎豹此 中 酣 。 江 南 老 衲 搜 名 胜 , 定 向 其 中 置 一 龛 。……吴兴山水最清远,那得神奇似此间。一事却输苕上美,岕茶浔酿佐看山。”[3](P.2b-3a)同时,张韬在赴任途中,一种书生戎马的自豪感亦油然而生。例如,其有诗曰:“妻孥不顾事长征,禄米由来可代耕。莫以官卑忘重寄,六番止仗一书生。”[3](P.3b)

由此可见,张韬对前往天全参与平定西炉之役,内心充满了使命感,而那种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士子文人在投笔从戎之时,惯常的抛家舍业、不问俸禄的大无畏式英雄情结溢于言表。同时,年近知命的张韬还表达了豁达淡然的心理感受,即“自惭白发已盈头,富贵于吾何所求。淡饭黄虀持秃笔,日烹峡水到和州 (天全一名和州)。”[3](P.5a)正如中国传统边塞诗一样,在初尝异文化新鲜感的过程中,张韬也将儒家士子文人建立功业的豪迈之情抒发出来。

二、“书生戎马未曾谙”的理性心态“文化休克”第二阶段即“挣扎期”,在进入二、“书生戎马未曾谙”的理性心态“文化休克”第二阶段即“挣扎期”,在进入此阶段之前会有一个短暂的过渡期,其间,人们在对异文化的诸多组成因素逐渐熟悉之后,此前的种种新鲜感逐步消失,尤其是在步入现实生活环境后,其兴奋之情渐渐冷却,心理亦趋于冷静,进而对异文化进行短暂性的理性审视,以此为文化休克“挣扎期”的到来做好心理准备。


在张韬入川之际,正值康熙三十九年 (1700年) “西炉之役”进行之时,其即被调往军前,从事督运粮饷等后勤保障工作。这一投笔从戎的从征经历,亦是张韬撰写 《天全六番稿》 的时代背景之一。经由此役,清中央政府在康藏地区的权威得到极大提升,这也提升了张韬在天全任职与生活的荣誉感和自信心,也为其接下来在“跪拜土司之妻”时产生文化冲突埋下了伏笔。书中 《渡泸诗》 一卷,则体现了张韬“书生戎马未曾谙”的理性心态。张韬在自序中言及“余于五月初二日渡泸转饷。”[4](P.5a)

即由康熙三十九年 (1700年) 五月起,张韬往来于泸河(大渡河)两岸,主要从事督运粮饷、掌管夫役等后勤保障工作。其间,张韬切身体会到了泸河之险、蜀道之难、军旅之苦。同时,张韬也由此体会到其所为之事的责任感与成就感。首先,张韬对身在沙场、重任在肩有着充分认识,亦明言在“忠孝难全”的传统选题中,他毅然选择忠君报国。其将这种传统的责任感记录在 《九折坂》 一诗中:“历险谁非父母身,驱驰那敢惮王程。人间忠孝寻常事,莫让王家九折名。”[5](P.1b)同时,张韬所收获的成就感也跃然纸上。其以一首 《老马》 自勉,该诗曰:“叹息吾衰甚,何为马亦颓。追风曾有志,伏枥岂无才!边塞同兹苦,奔驰更可哀。老来当益壮,驽钝莫嫌猜。”[5](P.2b-3a)可见,时年五旬的张韬虽身处边塞,却因参与平定西泸之乱而收获了老骥伏枥的事业成就感,这亦符合中国封建社会儒家文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价值观。值得注意的是,张韬对其短暂的军旅生涯做了冷静点评。


其在
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科(1700)
《康熙庚辰五月之二日渡泸河二首》之一曰:“书生戎马未曾谙,塞雪蛮霜更可怜。面瘦羞将青镜照,髀销每起白头惭。囊无薏苡坚贫骨,茶有茱萸却瘴岚。自笑赋诗难退敌,春风吹尽滞归骖。”[5](P.1a)可见,张韬在入川之后,尤其是告别了文化新鲜感并深入实地生活之际,其心态也由兴奋豪迈归于理性客观。


三、“命吏羞当异类骄”的冲突心境在经历了短暂的理性过渡期之后,“文化休克”第二阶段即“挣扎期”便如约而至。在此阶段,跨文化适应问题且全面展开。随着个人本位文化与异文化具体交流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当二者的语言、宗教、风俗、价值观、生活方式等诸多文化要素出现具体碰撞之际,则文化冲突不可避免,从而使得个人的心理处于失落、烦忧、焦虑等消极状态。最终,相对强烈的文化隔阂应运而生。


告别了短暂的军旅生涯,张韬在天全正式开始其在高一柱、杨自唐两土司治下的边吏生活。天全地处汉藏交通要道,其军事地位十分紧要,“天全地处蜀之极西,崇山复岭,长江巨河,回抱盘踞,其西通四十八寨部落,直抵卫藏。其北控董卜韩胡连,接三十六种夷番,前代为土户所据,诸夷纳贡道会境上,地诚重夷。”[6](P.10b)尽管在天全为官9载,张韬却对这段经历笔墨罕少,仅以 《碉门纪异诗》 记述了其参加的康熙四十二年 (1703年) 土司高一柱之妻文氏护篆拜堂一事。在此过程中,张韬遭遇了以“跪拜土司之妻”为焦点的文化冲突,同时,“巾帼不妨羞仲达”“命吏羞当异类骄”的失落之感油然而生。


张韬在 《碉门纪异诗》 中写道:天全高招讨以罪贬爵,荫袭年幼,生母文氏奉特恩护篆,经历以流官而忽作属员,招讨立有拜堂之例。癸未八月之二日,文氏公堂大座,余屏息辕门,土胥层累而进,末及于余,门者高呼余衔,入门抠衣历阶,朝服四跪拜此。此亦今古诗人所未遇者也。故拈笔以纪异:笑杀须眉五十三,自惭自责自加怜。盈头白发双眸炯,高座红颜四拜全。巾帼不妨羞仲达,疯狂且自学张颠。樗材枉辱天朝命,恸哭孤臣隔九天。四海车书万国朝,明廷体制肃群僚。王人曾序诸侯上,命吏羞当异类骄。曷丧时间哀痛誓,罪人翻折士丈腰(招讨以罪削职)。卜年八百犹安享 (招讨已历数百年矣),更胜周家历数遥。[7](P.1a-1b)


在张韬来天全之前,天全六番招讨司正招讨使高一柱本已因罪革职,但高一柱贿赂时任四川提督岳升龙得以复职,后又被参劾革职。

康熙三十八年 (1699年),据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 载四川提督岳升龙欺罔罪为:“受革职天全土司高一柱贿,嘱令带罪护理。今高一柱借称谋逆重情,专杀土民高于岳等八人,以致官民互讦,臣行司提审,提臣岳升龙密拘犯证,自行审理,以图掩盖前愆。”[8]

事发之后,高一柱之职应依规承袭,因高一柱子高若璠年幼,按照清代土司承袭制度规定,高一柱之妻文氏应暂时代理土司职权,故而举办此护篆拜堂仪式。

护:或称“护理”、“护信”、“护篆”。即指上级官员暂时离职,由次一级的官员暂时守护印信并代行职务,通行于清代。


张韬作为儒家传统文人,在参与此次护篆拜堂仪式过程中,切身体会到因民族文化冲突带来的心理冲击,进而对天全六番地方施行的土司制度予以了讽刺。首先,张韬极不情愿地以土司属员身份参加护篆拜堂仪式,而且位列当地土胥之后,这是注重儒家礼仪秩序的张韬难以接受的。这直接反映出张韬所秉持的中国封建时代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其对四川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持有偏见与误解。在张韬看来,自己对这些“化外之民”无奈地做出“入门抠衣历阶,朝服四跪拜此”之举,是今古诗人前所未遇的,此即其心中与笔下所记之“异”。实际上,这正是一种“文化之异”,亦即张韬所秉承的汉地传统儒家文化与当地边疆民族文化之冲突。

事实上,土司制度是由中国古代的“羁縻政策”演变而来,“元王朝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首领的驾驭与控制,创立了‘蒙、夷参治’之法,官有‘流’‘土’之分,于是开始了‘土司制度’。”[9](P22-23)但是,张韬却对土司制度理解不深,认为土司高一柱已然因罪削职,其官爵又怎能沿袭不辍,并继续接受汉官跪拜呢?因此,张韬发出了“命吏羞当异类骄”“罪人翻折士丈腰”之类的悲叹。其次,张韬对汉官男子跪拜土官之妻文氏这一礼节十分不悦,进而产生了强烈的蒙羞之感。实际上,中央政府对于土司承袭有明确规定。据《钦定大清会典》 载:“或土官故,或年老有疾请代,准以嫡子嫡孙承袭。无嫡子嫡孙,则以庶子庶孙承袭。无子孙,则以弟或其族人承袭。其土官之妻及婿,有为土民所服者,亦准承袭。如有子而幼者,或其族或其母能抚孤治事,由都抚捡委,至其子年及十五岁,再令承袭。”[10](P5b-6a)


由此,天全土司高一柱之妻文氏代理土司之职,是符合其时国家法律规定的。但是,对时年已五十三岁的张韬来讲,其已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转变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民族文化观等诸多人生观念。因此,当这个秉承男权主义、传统儒家民族文化观 的 底 层 汉 官 , 必 然 产 生 “ 巾 帼 不 妨 羞 仲 达 ”“樗材枉辱天朝命”的屈辱之感。最后,为了宣泄这种个人内心的苦楚与愤懑,张韬将这种沿袭自明廷的土司制度予以了无情讽刺,即“卜年八百犹安享,更胜周家历数遥。”归根结底,张韬面对的这次“文化冲突”,恰恰是中国封建专制体制下,秉承传统儒家文化观与价值观的文人士子的集体悲哀,即接受了儒家文化孕育,个人必然产生文化自觉与理念自信,但囿于经济独立性缺失且自由观念受外部钳制,由此,中国封建文人不仅多与人格独立无缘,更在批判性方面集体失语,即使有凤毛麟角者,也常做隐喻之举,并被视为异类。因此,张韬能以此诗记录其所面对的“文化之异”,并写下了其“观念之异”即真实感受,这种秉笔直书的勇气亦十分可嘉。


值得一提的是,遍览 《天全六番稿》 可知,张韬在四川为官期间,交游唱酬的范围仅限于汉族、满族同僚。不过,张韬在天全任职期间,其直属上级土司高一柱,即平生嗜诗好文之人。据《(乾隆) 雅州府志》 载:“国朝高一柱,际泰子,字梅坡。临政安静,遇人以礼,颇尚儒雅。后征剿有功,加都督衔。著有 《漫吟诗集》。”[11](P34a)但张韬却对高一柱未施点墨,也对同僚只字未提。可见,张韬始终未能融入当地民族文化,这也体现出其对边疆的文化疏离。

四、“我久卖文无活计”的冷官情结“文化休克”理论中第三阶段是“调整期”,是指人们在经历了文化冲突带来的沮丧与迷惑之后,不断调整以求逐步适应异文化的阶段。之后,便是“文化休克”中第四阶段即“成熟期”,即人们逐步认同并接受异文化的阶段。由上可知,张韬在经历了由“跪拜土司之妻”引发的文化冲突之后,其在“挣扎期”并未选择主动调整本位文化而去适应天全土司文化,而是选择了主观逃避与疏离,因此,其未能到达“调整期”与“成熟期”。张韬始终未能越过边疆文化隔阂,依然继续与异文化做斗争且败于下风,由此,张韬在儒家传统文化中觅得了宣泄出口,即封建社会官场中以自怨自艾为特征的“冷官”情结。


实际上,张韬的冷官情结并非源自天全六番招讨司这一段经历,在其初入仕途之际,即担任浙江乌程县训导期间便已有所流露。如在其早期诗文集 《大云楼集》 中 《同沈子宿东逸老堂小憩》曰:“冷官最喜多清闲,瘦沈相携且看山。”[12](P6a)


不过,在天全为官期间,张韬的“冷官”情结愈发显著。一方面,张韬饱受生活“我久卖文无活计”的困顿之苦。“经历”,属掌出纳文移的下层官吏。据 《康熙朝品级考》 载:“康熙九年题定,从七品:宣慰司经历,招讨司经历。诰封征仕郎朝帽顶带补服,俸银同七品。……俸银四十五两。”[13](P4a-4b)因此,张韬多次提及其在天全的倥偬拮据。如其在 《次王子素堂见诒韵》 言及:“看尽飞鸿达帝京,白头犹作六番行。相逢锦水南来客,同是秋风败北兵。我久卖文无活计,君来铸剑复何成。”[14](P9a)

另一方面,张韬位卑言轻,故以诗寄情。张韬在 《次沈子亦轩阄分兰字韵》 写道:“长日茅斋谁可欢?卷舒惟见出云峦。眼前良友堪狂饮,屋外青山笑冷官。”[7](P9a)



共 1 个关于西炉战役之《天全六番稿》研究的回复 最后回复于2019-8-13 16:23:19

跑步哥  发表于 2019-8-13 17:51:25   来自于 | 显示全部楼层
天全「六番」之「番」字之族群,云南那边有说是七世纪以前,不知天全之「番」字,起于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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