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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开拓由打箭炉入藏道路的措施及步骤
康熙五十六年(1717)八月,在得到策凌敦多布领兵征取西藏消息后*,康熙皇帝即紧急调遣湖北荆州满洲兵2 000名前往成都防备*。与此同时,四川当地绿旗兵也为远征西藏开始做准备。但康熙依然认为,“在成都驻扎之满洲兵止有二千,为数甚少”,并于十月下令:“将荆州之满洲兵再派一千,前往成都驻扎预备。此满洲兵俱令都统法喇管辖。”*短短两个月内,清朝就向成都派兵3 000人,这说明清朝对准噶尔军占领西藏的严重局势高度重视,并采取了在成都集结军队防备措施。清朝最初紧急调兵于成都,主要是出于防备目的。这在同年八月年羹尧的上疏中也得到体现:
川省地居边远,内有土司番人聚处,外与青海、西藏接壤,最为紧要,虽经设有提镇,而选取兵丁别省人多,本地人少,以致心意不同,难于训练。见今驻扎成都之荆州满洲兵丁与民甚是相安,请将此满洲兵丁酌量留于成都省城西门外空地造房,可驻兵一千,若添设副都统一员管辖,再将章京等官照兵数量选留驻,则边疆既可宣威,内地亦资防守。*
这段话中,年羹尧陈述了在四川驻兵的重要性,称“川省地居边远,内有土司番人聚处,外与青海、西藏接壤,最为紧要”,但从“边疆既可宣威,内地亦资防守”的表述看,当时向成都调兵的意图主要还是“宣威”边疆,以资防守。年羹尧的建议得到朝廷采纳,这也是清朝在成都及西南地区常设驻防满兵之始,并成为日后“成都将军”之滥觞*。清朝在成都常设驻防满兵不但标志着四川军防地位的上升,同时也表明,四川的战略地位因与西藏事务紧密相连而得到凸显和增强*。


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康熙皇帝显然已萌生由四川向西藏进兵的意图。年羹尧在同年三月的奏报中言:“打箭炉地方外通西域,内皆高山峻岭,实为天设之险。皇上救援西藏,令护军都统温普带领满兵五百赴炉驻扎。”*


从“皇上救援西藏”一语,可见康熙皇帝已有从打箭炉进兵的打算。同年十月,康熙帝作出一个重要的人事安排,将时任四川巡抚的年羹尧升为“四川总督”,授予其“督兵责任”*。时年羹尧任四川巡抚已经9年,熟悉四川情况,且在准噶尔军入藏后的成都防备与筹谋上表现出较好的战略远见,“甚为实心效力,殊属可嘉”*。这一安排也意味着将过去受“川陕总督”节制的四川分离出来,单独设立“四川总督”,这不单代表着年羹尧个人的升职,也表明四川行政级别及地位的提升。从这一制度及人事安排看,康熙皇帝至迟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十月已经下定从四川进兵“救援西藏”的决心。


不过,经四川打箭炉进兵西藏,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和不确定性。第一,此道路穿越青藏高原东部的横断山脉地区,沿途皆崇山峻岭,山高路险。清人吴廷伟在《定藏纪程》中言:“从藏起至成都,一路山沟窄,山高石大,多无人家处,难走。”*正因为打箭炉以西山大谷深,道路险峻,吐蕃时期吐蕃军队进攻蜀地主要从北面草原经松潘南下,或是南下绕道滇西北再由大渡河一带北上*。自宋、元、明以来,此路线虽因汉藏茶马贸易而逐渐被利用,但主要是民间道路,且以藏人通行为主。以大规模的军队经此道路进藏却从未有过。


第二,由于沿途道路险峻,使得大规模军队通行所需的粮草转运存在极大难度。


第三,从打箭炉入藏沿途所经大部分地区,当时并不在清朝直接控制之下。雍正二年(1724)五月,年羹尧在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的《条陈西海善后事宜折》中曾言道:“乃罗卜藏丹尽倡逆,西番蜂起,一呼百应,俨然与官兵为敌,止知有蒙古,而不知有厅卫,不知有镇营,此非一日之积矣。”* “西番”即指康区一带藏人,据此记载,足见康熙时期对康区的控制尚十分有限。
正是鉴于清军由打箭炉入藏面临极大的困难和不确定性,清朝为确保由此道路进兵西藏的成功,主要采取了以下三个措施


共 0 个关于康熙开拓由雅安打箭炉入藏道路的措施及步骤之芦山篇的回复 最后回复于7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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